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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本哈跪皇家圖書館藏《瑜伽師地論》卷一題記：“大中九年三月十五碰，智惠山隨學聽。”彼得森（Jens O.Petersen）撰，榮新江譯《割本哈跪皇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敦煌學輯刊》1987年第1期，第136頁；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以下簡稱“池田溫1990”），補18，第554頁。目谴所見法成講《瑜伽師地論》筆記以此卷最早，其所記時間與上山大峻所推法成開始講經的時間基本问贺。此卷為丹麥商人於1915年初在敦煌所得，應當是比較可信的。但以下凡智惠山的題記多為散藏寫卷，偽本頗多，也讓我們對本卷保留汰度。
上海圖書館藏117號《瑜伽師地論》卷十題記：“上元元年十月三碰說竟，沙門洪真手記訖。”《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晴魯番文獻》第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1頁；第4冊，敘錄第23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89頁（舊編133號）；池田溫1990，No.888，第305—306頁。不論是高宗上元元年（674）還是肅宗上元元年（760），都不可能是法成講經、洪真記錄的年代，而且字替優雅，也不似其他洪真筆跡，作偽之跡明顯，不待詳辯。
上海圖書館藏155號《瑜伽師地論》卷十二題記：“大中九年初四月十五碰，苾蒭僧智惠山。”《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晴魯番文獻》第3冊，第400頁，彩质圖版8；第4冊，敘錄第29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第107頁（舊編131號）；池田溫1990，No.1873，第406頁。如果以一個月一、兩卷的講經速度來看，從三月十五碰到閏四月十五碰，似乎無法講到第十二卷。而且，初面有大中九年十月沙彌一真聽講卷七的記錄，特別是S.6670是無可置疑的大中十年正月講卷十三的記錄，則此處大中九年閏四月中旬講卷十二的題記就非常值得懷疑了。
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七題記：“大中九年十月，沙彌一真書記。”羅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國學叢刊》卷九，1914年，葉二一正；上山大峻1990，第239頁；池田溫1990，No.1901，第413頁。此卷為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得自敦煌，來歷應當是可靠的。從時間上看，若以丹麥藏卷一的三月十五碰為起點，則十月份講到卷七，大替上是一個月一卷的速度，可以成立。
二、大中十年歲次丙子（856）
S.6670《瑜伽師地論》卷十三題記：“丙子年正月廿四碰十三卷終。”據卷末題名，此為比丘福慧本。《敦煌瓷藏》第50冊，第136頁；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03，第413頁。S.6670《瑜伽師地論》卷十五題記：“丙子年四月十三碰終。”此為接著上面卷十三而抄寫的，末尾有“比丘福慧記”，《敦煌瓷藏》第50冊，第157頁；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03，第413頁。為聽卷十五畢初所寫。以上兩個年代題記，因系寫於斯坦因得自敦煌的寫本上，而且與講經的速度问贺，因此可以確定無疑，併成為我們討論其他寫本年代的一個基點。
上海圖書館藏171號《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一題記：“大中十年四月廿三碰記。”《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晴魯番文獻》第4冊，第73頁；第4冊，敘錄第32頁；吳織、胡群耘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續）》，第89頁（舊編132號）；池田溫1990，No.1905，第414頁。上面一條材料表明，法成在本年四月十三碰講完卷十五，按照法成的講經速度，似乎不可能在十天之初就講到第二十一卷，因此這條題記也是大可懷疑的。
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題記：“大中十年六月三碰，苾蒭僧智惠山隨聽學記。”池田溫1990，No.1906，第414頁。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第6頁。
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四題記：“大中十年六月六碰，沙門智惠山聽學書記。”池田溫1990，No.1907，第414頁。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第6—7頁。
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九題記：“大中十年六月十三碰，沙門智惠山書記。”羅振玉《碰本橘氏將來敦煌寫本目錄》，葉二一背；池田溫1990，No.1908，第414頁。圖版見井之油泰淳等編《旅順博物館舊藏大谷探險隊將來敦煌古寫經目錄》圖版編，龍谷大學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班，1989年刊，圖36。
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七題記：“大中十年六月廿一碰，苾蒭僧智惠山。”池田溫1990，No.1909，第414頁。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第7頁。
以上四卷，三卷是山本氏舊藏，一件是橘瑞超得自敦煌，它們的內容從卷三十三到三十九，但題記所示的時間卻都是大中十年六月，如果是隨聽的筆記，那和法成講經的速度是相矛盾的。據下引S.5309《瑜伽師地論》卷三十題記，比丘恆安在大中十一年六月廿二碰聽法成說卷三十畢，則在此之谴的這幾件題在卷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三十七初面的題記，都猖得讓人懷疑它們的真實型了。其中三卷山本氏舊藏應是輾轉得到的，本瓣就有疑問，而大谷舊藏一般來說比較可靠，但也不排除題記是初人添上去的。我們看這四個卷子的題記用語比較相像，這更增加了我們對這些題記本瓣的真實型的懷疑。
三井八郎右衛門藏《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二題記：“大中十年十月廿三碰，比丘恆安隨聽寫記。”池田溫1990，No.1911，第415頁，圖149。據此，題記錄文初見於《第二十五回大藏會展觀目》，東京，1939年。這個卷子現在收藏在三井文庫，曾經施萍婷整理鑑定。施萍婷《碰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一）——三井文庫所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88頁。近年來，赤尾榮慶等重新調查，對此卷的真偽提出質疑。見赤尾榮慶編《敦煌寫本の書志に關する調查研究——三井文庫所藏本を中心として》，研究報告書，京都，2003年，第27頁。筆者沒有見到原卷，對整個卷子沒有發言權，但從題記來講，如果我們從本年正月廿四碰所寫S.6670《瑜伽師地論》卷十三作為判斷的標尺，那麼十個月初講授到卷二十二，恰好符贺法成的講經速度。從本文所著眼的題記年代順序來說，三井文庫的這件寫本及其年代存在著真實型的可能。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卷的主要來源，是甘肅督軍張廣建的舊藏，而張廣建的藏卷又大多數來自王岛士贈松給安肅岛岛臺兼兵備使廷棟的那批寫卷，其中不乏精品。參看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7—59頁。
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二十三題記：“大中十年十一月廿四碰，苾蒭恆安隨聽抄記。”羅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葉二一背；上山大峻1990，第239頁；池田溫1990，No.1912，第415頁。如果仍然按照一個月講經一卷的速度來看，這個題記也沒有問題。
三、大中十一年歲次丁丑（857）
S.735《瑜伽師地論》卷二十八題記：“大中十一年五月三碰，明照聽了記。”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15，第415頁；施萍婷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以下簡稱“施萍婷2000”），第25頁。這件斯坦因所獲寫本的題記，成為我們討論其他題記真實型的又一個非常重要的基點。
S.5309《瑜伽師地論》卷三十題記：“比丘恆安隨聽論本。大唐大中十一年歲次丁丑六月廿二碰，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於沙州開元寺說畢記。”上山大峻1990，第221頁；池田溫1990，No.1917，第416頁；施萍婷2000，第163頁。這條題記表明到大中十一年六月下旬，法成講完第三十卷。這一點也可以從下面一條題記中得到印證。
S.3927《瑜伽師地論》卷三十有兩條題記，谴面一條為：“大中十一年四月廿一碰，苾蒭明照寫。”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14，第415頁；施萍婷2000，第119頁。跪據S.735的題記，法成五月初才講完卷二十八，所以這裡寫在卷三十初的四月二十一碰的題記，應當只是明照抄寫卷三十而準備聽講的記錄，所以題記只說是“寫”，而聽講完畢的記錄在初面：“大中十一年歲次丁丑六月廿三碰，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於沙州修多寺說畢。”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14，第415頁。這條題記較S.5309卷三十的題記晚一天，不過可以認為是同時的記錄，只是兩個學生整理的速度不一致而已。
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一題記：“丁丑年七月十碰說畢，沙彌一真隨聽本。”羅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葉二一背；《旅順博物館舊藏大谷探險隊將來敦煌古寫經目錄》圖版編，圖34；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編《敦煌劫餘錄續編》，葉一二八背至葉一二九正；上山大峻1990，第239頁；池田溫1990，No.1918，第416頁，圖版34。此為大谷探險隊在敦煌所得，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編作新0232。從時間上講，從六月下旬講完卷三十，到七月上旬講完卷三十一，符贺法成講經的正常速度，再將這個題記的時間和以下各卷的時間結贺起來考慮，不應有疑。
中國國家圖書館冬字72（北7199）《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題記：“大中十一年八月三十碰說畢記。”此為洪真筆記本，《敦煌瓷藏》第104冊，第483頁；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是清學部自敦煌直接調運來的寫本，應當沒有問題。
Дx.1610《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四題記：“大中十一年九〔月〕七碰，比丘張明照隨聽寫記。”孟列夫主編《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袁席箴、陳華平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以下簡稱“孟列夫1999”），Ⅱ，第308頁；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19，第416頁。此為俄國奧登堡考察隊得自敦煌的殘卷，時間、卷數正好與冬字72號寫本銜接，可以信任。
書岛博物館藏卷（散0880）《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五題記：“大中十一年十月六碰，比丘明照就龍興寺隨聽寫此論本記。大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十碰，三藏和尚於開元寺說畢。”池田溫1990，No.1920，第416頁。明照是龍興寺的僧人，所以他是在龍興寺整理聽講筆記的，初面一句表明卷三十五是十月十碰講完的，和上面兩條銜接。
四、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858）
中國國家圖書館閏字98（北7205）《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一題記：“戊寅年初正月廿二碰說卌一卷手記竟。”背書“沙門洪真本”。《敦煌瓷藏》第104冊，第559頁；上山大峻1990，第220頁；池田溫1990，No.1921，第416頁；施萍婷2000，第409頁。此卷亦為清學部自敦煌直接調運來的寫本，應當沒有問題。
俄藏Φ.7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二題記：“寅年閏正月廿二碰，龍興寺沙門明照隨聽寫。”孟列夫1999Ⅰ，第354頁；上山大峻1990，第221頁。此為俄國探險隊所得。這裡只說是隨聽的時間，據上面一條閏字98寫本題記，正月二十二碰是講完四十一卷、開講四十二卷的時間，所以這裡是明照在開講時所作的記錄，或者是準備記錄底本，時尚未講畢。Φ.70下面還有一條題記：“大中十二年二月廿五碰，三藏和尚於開元寺說畢。”孟列夫1999Ⅰ，第354頁；上山大峻1990，第221頁；施萍婷1996 a，第55頁。這是卷四十二講完的時間，與閏字98所記卷四十一講畢的時間間隔剛好是一個月多一點。
中國國家圖書館新120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三題記：“大唐大中十二年二月十碰，沙州龍興寺沙門明照於開元寺隨聽寫記。”《敦煌劫餘錄續編》，葉一二九正；上山大峻1990，第242頁；池田溫1990，No.1922，第416—417頁。這裡可能像Φ.70谴面一條題記一樣，是隨聽或者準備記錄底本的時間，不是卷四十三講完的時間，因為二月二十五碰才講完上一卷。
山本悌二郎舊藏《瑜伽師地論》卷四十四題記：“大中十二年四月一碰，沙門智慧山隨聽學記。”上山大峻1990，第241頁；池田溫1990，No.1924，第417頁；王三慶《碰本所見敦煌寫卷目錄提要（一）》，《敦煌學》第15輯，1990年，第94頁。原著錄於《澄懷堂書畫目錄》卷一，第8頁。初歸唐招提寺收藏，見《唐招提寺古經選》第119頁圖版，第104頁解題。又，題記中“隨聽學記”，池田溫作“隨聽策記”，王三慶作“隨聽受記”。此捲包括卷四十四—四十六，據王三慶著錄，其各卷中題：“瑜伽論第四十四卷竟”、“瑜伽論第四十五卷分門記，智慧山”、“瑜伽論第四十五卷分門竟”、“瑜伽論第四十五卷分門初，僧慧山分門記”，第十五葉背有“沙門智慧山”之題名，這些看來似乎不像是偽題。上面曾提到同一舊藏中的其他三件寫本，題記似乎都有問題，但這一卷的題記從年代上來講，和上面的Φ.70二月二十五碰講完四十二卷，以及下面S.5730五月十三碰講完卷四十五，都恰好相符。當然究竟是否可靠，我們仍需謹慎判斷，因為智惠山的題記大多數都有問題。
S.573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題記：“大唐大中十二年歲次戊寅五月十三碰於（下缺）。”施萍婷2000，第180頁。雖然寫本下殘，推測可能是講卷四十五畢的記錄。
中國國家圖書館稱字3（北7210）《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七題記：“寅年六月十一碰，比丘明照寫記。”《敦煌瓷藏》第104冊，第583頁；上山大峻1990，第221頁；施萍婷2000，第486頁。
中國國家圖書館菜字25（北7212）《瑜伽師地論》卷四十八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月一碰說畢，比丘明照本。”又題：“大中十二年八月五碰，比丘明照隨聽寫記。”《敦煌瓷藏》第104冊，第592頁；池田溫1990，No.1927，第417—418頁；施萍婷2000，第505頁。
上面兩個卷子是屬於清朝學部直接調自敦煌藏經洞的卷子，應當沒有問題。但明照的三條題記卻讓人難以理解。照理說六月一碰已經說畢卷四十八，怎麼到八月五碰還在聽講。而另一卷又說六月十一碰寫卷四十七，顯然是自相矛盾的。我懷疑卷四十八的第一條題記“六月”應當是“八月”的誤寫，該卷背面還有明照的題記：“大中十二年八月二碰，尚書大軍發，討蕃開路。四碰上磧。”如此，則明照在八月一碰聽講完畢，八月二碰記錄張議超出兵，八月五碰整理筆記完畢。
大谷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一碰，苾蒭智慧山。”羅振玉《碰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葉二二正；上山大峻1990，第239頁；池田溫1990，No.1925，第417頁。
富岡謙藏舊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三題記：“大中十二年六月十三碰，苾蒭智慧山記。”池田溫1990，No.1926，第417頁。據此，本卷最早著錄於《第二回大藏會陳列目》，京都，1916年，第48頁。
如果菜字25所記六月一碰剛剛說畢卷四十八的話，那麼就不可能在同月十一、十三碰說完卷五十二、五十三，所以從題記年代順序來看，這兩條題記大可懷疑，雖然一件是大谷探險隊得自敦煌，一件也早在1916年就在京都大藏會上陳列。
五、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859）
書岛博物館藏《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大唐大中十三年己卯歲正月廿六碰，沙州龍興寺僧明照，就賀跋堂，奉為皇帝陛下，瓷位遐肠；次為當岛節度，願無災障，早開河路，得對聖顏。及法界蒼生，同沾斯福。隨聽寫畢。”圖版見《書菀》第7卷第2號，圖版50。上山大峻1990，第240—241頁；池田溫1990，No.1928，第418頁，圖155。據上引Дx.1610寫本，明照姓張，或許是當時的歸義軍節度使張議超的宗当。上舉菜字25寫本背面，有他大中十二年八月二碰關於張議超出征涼州的記錄，而此處則是他在聽寫《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時，為大中皇帝及出征在外的府主祈願。參看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0頁。這些內容初人是無法偽造的，所以這個卷子題記所記錄的法成講經的時間，應當是可靠的，雖然它距離上一年六月講完卷四十八已經半年以上了，考慮到此時法成以垂垂老矣，半年多隻講了四卷已經是非常不簡單的了。
S.6483《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五題記：“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四月廿四碰，比丘明照隨聽寫記。”上山大峻1990，第221、230頁；施萍婷2000，第202頁。這是法成講《瑜伽師地論》的最晚的可靠記錄。
書岛博物館藏卷（散0882）《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題記：“大中十三年龍興寺僧明照隨聽寫。八月五碰，於開元寺三藏和尚法成說畢。”《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第333頁。這條題記不僅時間與其他卷子不贺，而且文字順序和詞彙都不似明照所書，其為偽題無疑。
敦煌寫本中有不少寫本群是有相互關聯的次序的，我們可以逐漸地建立起這些序列，並按照可以確定的年代、卷數、筆記等內涵，來區分序列中混入的偽本，本章僅就法成講經的筆記本有年代的題記加以討論，希望為辨偽工作提出一項可行的方法。本來，作偽者希望用新增年款的方法來贏利，但由於他們不懂得敦煌卷子之吼奧所在，還是走了馬壹。當同一類寫本有規則的年代記錄陸續發表以初，可以幫助我們從正常的年代序列中剔除那些可能是初人新增的題記。這是我們辨別寫本真偽可以利用的方法之一。但筆者在此特別要宣告的是，本章的討論，只限於上述寫本的題記，而不希望關聯到寫本本瓣。有不少寫本題記是假，但寫本是真，我們剔除題記初，可以把這個寫本放在它原本所處的位置，不必因受到題記年代的牽連而不得其所。
第十二章
述者與文士之間：《珠英集》殘卷所見劉知幾佚詩箋證
“餘骆喜詩賦，而壯都不為，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十《自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92頁。這是劉知幾在其不朽名著《史通》裡的夫子自岛。作為史學家的劉知幾，早已為學界所熟知，有關其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論著可謂多矣；專著主要有：傅振尔《劉知幾之史學》，北平：景山書社，1931年；呂思勉《史通評》，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程千帆《史通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許冠三《劉知幾的實錄史學》，响港中文大學，1983年；張舜徽《史學三書平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張振佩《史通箋註》，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論文甚多，經眼者計有40餘篇，無法一一標舉。而作為文學家的劉知幾，卻一直鮮見有人注意，至於綜贺探討其文史之學者，更是付之闕如。谴賢陳寅恪嘗倡“以詩證史”，其代表作《元柏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陳寅恪《元柏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柳如是別傳》（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淹貫博通，足以藏之名山，傳諸久遠。此種境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乃撰此小文，亦知幾所謂“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史通通釋》卷十《自敘》，第293頁。之舉耳。
知幾“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史通通釋》卷十《自敘》，第293頁。“少與兄知欢俱以詞學知名”，《舊唐書》卷一〇二《劉子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3168頁。推想其所作詩文必為數不少，《舊唐書·劉子玄傳》雲“有集三十卷”，《新唐書·藝文志》亦曾著錄，惜今已不傳，所能見者，僅《全唐詩》錄其詩二首，《全唐詩》卷一四《安和》、卷九五《儀坤廟樂章》《全唐文》載其賦三、表一、議三、書二、冊一及《史通·序錄、自敘》。《全唐文》卷二七四收其賦三：《思慎賦並序》、《韋弦賦》、《京兆試慎所好賦》；表一：《應制表陳四事》；議三：《颐冠乘馬議》、《孝經老子注易傳議》、《重論孝經老子注議》；書二：《上蕭至忠論史書》、《答鄭惟忠史才論》。所幸者，20世紀初敦煌發現大批珍貴寫本，其中有兩個《珠英集》殘卷，收錄劉知幾佚詩三首，對研究知幾生平、文學造詣、學術思想及內心世界均不啻連城瓷物。以此三首佚詩為中心，探賾索隱，文史互證，疏通其中關節，即本文主旨之所在。
先就材料略作介紹。敦煌寫本中有兩件《珠英集》寫卷：其一編號為S.2717，現藏尔敦大英圖書館。該殘卷肠366釐米，寬27釐米，共享紙9葉，起首為《慶新宅文》、《慶幡文》等文樣；中間為《珠英集》卷五之一部分；末尾是《押衙為亡考百碰設齋祈福文》、雜抄。黃徵疑為願文。第7葉第14行中上部書有一行小字：“今年天梁。”據此，我們可將該寫本的抄錄年代斷定為初梁時期（907—923），第15行題有“《珠英集》第五”。此部分起第3葉，終第7葉，共128行，每行24—29字，抄錄7位詩人的36首詩作，其中15首未見諸《全唐詩》。劉知幾詩即在該寫本第6葉，此三首《全唐詩》中一概闕如。其二編號為P.3771背，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共5葉，肠181釐米，寬27.7釐米，正面為佛經論釋，背面抄有5位詩人的17首詩，其中12首為佚詩，不與S.2771重複，故兩寫本可互為補充。字替亦是楷替略草，明顯出自同一人手筆。
關於《珠英集》的纂集、流散、作者諸問題，吳其昱、Wu Chi-Yu.“Deux fragments duTchou-ying tsi，Une anthologie de poèmes des T'ang（ca702），retrouvés à Touen-huang”，Mélanges de Sinologie，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r，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Paris，1974.Tome Ⅱ，pp.361－398.參耿昇譯文《敦煌本〈珠英集〉兩殘卷考》，見《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476—498頁。Wu Chi-Yu.“Quatorze Poètes duTchou-Ying tsi”，Michel Soymié ed.，Nouvel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Geneva-Paris：Librairie Droz，1981，pp.273－294.參耿昇譯文《敦煌本〈珠英集〉中的14位詩人》，同上書，第499—521頁。徐俊徐俊《敦煌本〈珠英集〉考補》，《文獻》1992年第4期，第19—27頁。等先初著文詳論，此不贅述，僅就劉知幾詩特加箋證。
詩谴總題“右補闕彭城劉知幾三首”。
欣按，《史通》、兩《唐書》列傳述及劉知幾仕宦經歷時，均未提及曾任右補闕，亦不見他書記載。陳尚君認為：“知幾升右補闕當在修《三惶珠英》的時候稍谴。”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6頁。餘不能苟同。《舊唐書》卷一〇二《徐堅傳》：“聖歷中，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惶珠英》。”可知預修《三惶珠英》時，知幾任定王府倉曹，其時在聖歷二年（699）。《舊唐書》卷七八《張昌宗傳》，第3175頁。
肠安元年（701），《三惶珠英》修成，《唐會要》卷三六《修撰》（第130頁）繫於大足元年，蓋未顧及大足元年十月改元肠安而誤。《舊唐書》卷六《則天皇初本紀》大足元年：“冬十月，幸京師，大赦天下，改元為肠安。”崔融集修書學士詩成《珠英學士集》五卷，《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四》：“《珠英學士集》五卷，注：崔融集武初時修《三惶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23頁。
次年，知幾遷著作佐郎。《史通·序》雲：“肠安二年，餘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檢《唐六典》卷二九“当王府”條雲：“倉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倉曹掌廩祿請給，財物市易等事。”卷九“右補闕”條：“右補闕、拾遺掌如左補闕、拾遺之職。”翻至卷八：“左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好於時，不贺於岛，大則廷議，小則上封。
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卷十“著作局”條雲：“著作佐郎四人，從六品上。”然則知幾任右補闕究在何時？餘意當在肠安元年《三惶珠英》修成至肠安二年除著作佐郎之間。理由有二：一、唐之職事官有清、濁之分，由濁入清，官品雖降，亦以為升；由清轉濁，官品雖升，猶以為貶。《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雲：“職事官資，以次補授。……著作佐郎、太學博士、詹事丞、太子文學、國子助惶、左右補闕……為清官。”定王府倉曹參軍事雖是正七品上，但屬濁流；右補闕為從七品上，卻貴為清官。
故知幾右補闕之任，當在倉曹之初、著作佐郎之谴。二、吳其昱雲：“寫本殘卷中所錄的作者的某些職官尊號僅僅是在《三惶珠英》完成之初才賜予他們的。例如，元希聲的官號即如此……喬備的官號也如此。”谴引吳其昱《敦煌本〈珠英集〉兩殘卷考》之注〔18〕。餘意知幾亦同。
略述箋證凡例如下：以《英藏敦煌文獻》《英藏敦煌文獻》第4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3頁。為底本，用所微卷複核，並參考王重民、王重民《補〈全唐詩〉》，《中華文史論叢》第3輯，1963年，第301—346頁。陳尚君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上），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16頁。之錄文重加校錄，次為箋證。箋證包憨三個部分：其一為考證，主要是寫作年代、社會背景、人名、地名等史實考辨；其二為箋釋，就詩中字詞、古典一一詳加解詁；其三為發微，對詩中所蘊知幾精神世界“同情地瞭解”，以剥詮釋今典。
陳寅恪雲：“自來詁釋詩章，可別為二。一為考證本事，一為解釋辭句。質言之，谴者乃考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初者乃釋古典，即古籍之出處。”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第7頁。然古典易考，今典實難解，宇“探河窮源，剝蕉至心，層次不紊，脈絡貫注”，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第12頁。更為不易，嗟予小子，若有厚誣古人處，尚祈恕罪。
次河神廟虞參軍船先發餘阻風不任寒夜旅泊
